故事慧nbsp为什么非洲总是贫穷而

目前的考古学研究支持这样一个观点，就是非洲是人类文明的摇篮，现在全世界的人类都是当初在非洲活动的原始人的后裔。也就是说人类在非洲生存、活动的时间是最长的。

可是为什么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埃及在吸纳了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知识之后建立了一个武力并不强大的文明之外，非洲没有发展出大规模的成熟的人类文明呢？为什么人类一旦走出非洲之后，就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席卷全球，成为了这个星球上最强势的物种呢？

我们还得先从非洲说起。越是炎热的地区，生物多态性越强，也就是物种越多。非洲地处热带，有着整个星球上生物多态性最强的环境，构建出了精妙的食物链，能量在这个链条上周而复始的流转。而在这链条之上的各个物种却有着相差极大的种群数量，在食物链的位置越高的物种数量一定越少，这不难理解。一大片草地才能养活一只羚羊，而一大群羚羊才能供的上一只狮子吃肉，作为食物链顶端的物种，狮子的数量当然不能太多。

假设一片草原上本来有一个狮子家庭，一共3只，那么他们占据的地盘必须足够一家三口的伙食，如果突然母狮子又下了一窝小狮子，而且下了两只，超额完成了任务。那么这两个小狮子很可能会被饿死一只甚至两只全饿死，因为原有的草原养供养不起这么多身居顶端的物种。也就是说自然界对身处食物链中的生物的种群数量有着自我的调控机制。

如果不是这样，如果某个物种的数量突然间出现突然的增长，那么自然就会对整个生态系统和自然环境造成重大的影响，导致其他物种的灭绝，甚至破坏掉整个食物链，直至对这个物种本身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我们再试想一下，如果突然有99个狮子家庭突然迁徙进刚才那个狮子家的地盘会是什么样？可以想象，在很短的时间内，这片草地上的羚羊、斑马、长颈鹿之类的食草动物就会被吃光，而狮子们也会在不远的未来被饿死。

但是演化的力量是强大的，在漫长的演化史中，这块生物多样性极强的土地上既然能演化出这样完善而复杂的生态体系，自然在其中存在多种控制种群数量的方式，其中非常重要的方式之一就是传染病。

传染病当然不是人类的专属，每种动物都有困扰其自身的传染病问题，这也是自然界控制种群数量的手段之一。而有趣的是，一些能同时感染许多物种的微生物却在客观上起到了保护物种的作用，我们后面会提到。

大约在几百万年，非洲大地上出现了人类的祖先--古猿，它们逐渐沿着食物链向上攀直至顶峰。但生态系统维持着一种不断变动的平衡，虽然新加入了“人”或者古猿这个物种，但是通过自身的调整，它抵制剧烈变化的属性充分显现了出来。直到非常晚近的时候，人类依然是非洲草原食物链中的普通一份子。

这可以解释为当古猿换慢慢的向人类演化的过程中，整个非洲的生态系统都有足够的时间调适自身，以适应这一新物种出现过程中所带来的影响。这同时就使得非洲的微生物也能产生适应新的宿主的变化，使它们能更有效的感染人类，控制人口。

换个角度说，正是因为非洲能感染人的微生物种类如此繁多，恰恰成为了人类源自非洲的证据。其他的大洲因为没有与人类有如此长时间的接触，所以人类与其他的动物、植物、微生物之间还没能形成这样精妙的动态平衡。而这样复杂的生态环境有效的控制着各个物种的种群数量，同时也限制了人类的扩张。那些能同时感染人类和其他物种的微生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比如直到今天还在非洲许多地方流行的昏睡病，这种疾病的病原体是锥虫，通过采采蝇传播。它在羚羊类动物宿主身上并不会造成什么严重病症，这提示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微生物。但是它一旦感染了人类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它会造成人的极度虚弱，而有些锥虫的类型则会让被感染的人在几周之内死亡。

然而，正是因为昏睡症几百万年来对人类的威胁，才保全了许多险些被人类吃光的物种，主要是羚羊。

如果没有现代的传染病防治手段，人类根本没法在采采蝇和锥虫的地盘上生存，所以直到很晚近的时代，采采蝇和锥虫这两大杀手的活动区域里，站在食物链顶端的还是狮子、猎豹这些适应性强的食肉动物，而不是人类。事实上，虽然它们也会感染羚羊，但是却恰恰是它们保护羚羊不受人类的威胁。

这只是广袤的非洲大地上精妙生态体系的一角，经历了漫长历史时期演化成的非洲大陆以及生活在这里的诸多微生物与早期的人类狩猎者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关系，在这样的体系里，人口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缓慢增长的时期，当然历史绝非单一因素多能决定，在这一时期中，杀掉养不活的新生儿、以及不同族群之间的仇杀、乃至人相食，也都是控制人口的重要手段。

正是因为从远古至今，非洲这样复杂的生态系统一直存在，其中的微生物有效的控制了人口，并且消耗着人类的资源，使这块土地最早出现人类，但却未能最早发展出成熟的文明。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与其他大洲相比，非洲至今依然贫穷落后，历史上甚至出现了贩卖黑奴这样屈辱的事件。

而回顾历史，美洲被白人发现的时候那里生存着数百万的印第安人，白人为什么不就地掠夺奴隶偏要舍近求远呢。那片大陆上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人类可怕的破坏性正是基于其自身强大的创造力，在随后的时代，人类的发展出现了几个重大的突破。

其一就是语言的形成和成熟。语言的成熟使人类可以实现讨论和完善自身的诸多技巧并传之于后人。种种生活和狩猎技能代代传承，变得更加精致有效，极大的提高了人类的战斗力。因为新手猎人不再需要经过生死相搏便可以从他人口中得知如何才能躲避狮子的追杀以及如何捕获羚羊、斑马。

而当人类与狮子这些大型食肉动物有一搏之力的时候，制约人口发展的因素又被去掉一项。而另外几项技术的出现则有着更大的意义，那就是火的使用和衣服、房屋的发明，这些技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可以让人不怕冷。

于是人类可以一路向北往寒冷的地区迁徙了，如前文所述，那些相对较寒冷的地方生物多态性就越差。与非洲相比，这里缺乏足够强大的传染病来像非洲一向成功的控制住人口。虽然能提供肉食的动物也少了，但是人类会通过其他的方式弥补食物的不足。

这样一来，再没什么能够阻止人类探索全球的脚步了。大约在公元前四万至公元前一万年前，原始人类占据了地球上几乎所有的陆地，当然南极洲还是他们无法涉足的地区。在三四万年前，人类进入了澳大利亚。五千到一万年前又穿过白令海峡从亚洲到了美洲。在短短几千年时间里，人类就扩张到了美洲的所有气候带。

人类一进入温带就显示出了极度的强势，对于这些新的土地而言，人类就是没有天敌的外来物种，更缺乏杀伤力足够强大的微生物来控制人口。这些大陆上的大型动物从来没有跟人类斗智斗勇的经验，于是纷纷死于人类的弓箭、石斧之下。

当然这样的日子并没有维持多久，倒不是动物们学聪明了，而是人类在它们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把它们都吃光了。

在美洲，人类大约只用了一千多年的时间就把这块大陆上的大型动物几乎全部杀光了。可以想见，人类初入美洲大陆的时候，沿着每一条能捕获大型猎物的路线不断由北向南推进，直到再也没有这些动物可吃。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过于心急，以至于把野马也吃光了，导致在其后的数千年里，美洲人缺乏可驯化使用的畜类，极大的限制了农业的发展，并最终使美洲的文明进程落后于欧亚大陆。

人类从美洲的前进路线是从北往南，所以越来越暖和，自然前进十分快。非洲则不一样，从南向北的前进自然受气候逐渐变冷的影响。所以美洲的野生动物的灭绝速度远比旧世界快的多。在这个过程中能大量杀死人类、保护其他物种不被人类灭绝的微生物是最后一道屏障了。

然而对迁徙到美洲的人类移民而言，幸运的是他们穿越了极为寒冷的地区，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随身携带的微生物大部分都没能承受住恶劣的温度和气候，未能和人类一起到达这块美丽的大陆。而美洲之前没有人类的存在，所以也缺乏足够的能杀死人类的传染病。于是人类就一发不可收拾的把美洲占为己有。并在这块与其他大陆隔绝的地方生存了数千年。

当大航海时代来临的时候，美洲之前的幸运却变成了苦难的根源。因为在不与外界接触的环境里，美洲人没能与欧亚大陆的同类一起经历各种传染病的洗礼，没有和这些传染病一同经历这个阵痛般的演化过程。

所以当欧洲人带着以天花为代表的各种传染病来到的时候，印第安人就像当年他们的祖先杀掉的那些大型野生动物一样，完全没有还手之力。数百万人口的大帝国就这样一个个灭亡，印第安人失去了自己的土地和生命，当年的幸运就这样变成了无尽的苦难。

美洲的例子不由得引发我们的思考，一个文明、一个国家、一个政权，他们的稳定与强大取决于那些因素呢。地理位置、气候条件、农业水平等因素当然都在我们的考虑之中，不过今天让我们从传染病的角度来看待一下这个问题，让我们在看待世界和历史的时候可以多一个视角。

在理解微生物和文明的发达以及稳定程度的时候，我们引入两个概念，分别叫做微寄生和巨寄生。很简单就能理解、但是很难量化的概念。

首先这个事得从阶级的产生说起。早在狩猎为生的时代里，随着狩猎水平的提高，食物有了盈余，于是阶级就随之产生了，一部分人变的懒惰，成为了和寄生虫一样的家伙，他们靠别人打来的猎物生活。当然，这些人不叫寄生虫，而被成为统治阶级。

如上文所说，随着人类走出非洲之后，其他大陆的大型动物纷纷被人类赶尽杀绝，人类的食物又变的不够了。这就迫使人类不得不寻找新的获取食物的方法，于是他们开始把目光放到了植物的身上，他们驯化了野生的植物变成农作物。

而开始了农耕生活的人类就开始定居的生活，他们的定居的地方自然是适合种植农作物的地方，就是大江大河所形成的冲击平原。所以第一组人类文明都出现在这样的地区。

在这个过程中，随着食物获取越来越稳定，人类的阶级也就越来越稳定。部分人彻底成了社会的寄生虫，因为他们完全依靠农民的生产来生活，我们把他们这种生存方式成为巨寄生。

而自然界的微生物也一刻不停的危害着农民的生命和健康，消耗着人类社会的资源，我们称之为微寄生。对于这两种寄生方式的理解，能很好的帮助我们理解人类社会的前进过程。

因为农业社会中，农民所能提供的资源是有限的，而微寄生和巨寄生同时去消耗着有限的资源，所以存在着此消彼长的态势。

如果微寄生占用的多了，那么给统治阶级所能支配的就少的多了，所以这样的文明强大不起来；而如果巨寄生不能理性的控制自己的消耗，给农民的负担过苛的话，那么这个农民阶层不堪重负便会崩溃，进而导致整个国家的崩溃。我们用两个例子来证明这个观点。

其实前文中非洲的例子已经充分说明了微生物占用过多导致贫弱的观点，其实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印度，印度地处热带生物多样性好，微生物种类也丰富，一直到今天，恒河地区的各种传染病还在流行，比如登革热、霍乱以及各种寄生虫。

在古代更是瘟疫横行，这样的沉重负担之下，对农民的体力和财力的消耗是巨大的，自然也就极大的削弱了农民为国王、地主和军队提供物质资源的能力。

正是这样的原因造成了印度历史上的诸多帝国全都外强中干，军事上十分软弱，当来自西北方向的外族入侵的时候，缺乏足够的力量来抵抗。但是所谓祸福相依，瘟疫同时也是对抗外来入侵者的强大武器，入侵印度的外族所需要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自身的军事力量和瘟疫对这力量的削弱之间的对比。

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雅利安人采取的相应解决方案就是种姓制度。不同的民族意味着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饮食习惯尤其是不同的微生物库。为了避免和其他民族所携带的微生物发生接触，保持距离自然是一种有效的解决方式。

印度的统治阶层所能从农民身上获取的资源与温带国家比如中国相比，自然要少的多。这对宗教和文化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方面获取的资源少，一方面经常看见瘟疫导致的满地饿殍的惨况，印度的文化精英自然很容易产生一种感性的认识：繁华、财富和权力都是虚幻的，摆脱生存的痛苦和现世本就不多的物质享受就成了一种可以被接受的选择。

所以在印度这块土地上产生的印度教和佛教，从本质上都是出世的。他们对于这个世间的苦难无能为力，于是只能鼓励大家一起修来世，或者到一个虚无缥缈的永恒极乐世界去。

而统治阶级无节制的掠夺导致政权的崩溃我们可以看看中国明朝末年。明朝末年鼠疫大流行，伴随着政府的横征暴敛，于是本分的农民被逼的揭竿而起。但是明政府明显没有看到这个问题的根源，或者说即使看到了根源也没有好办法解决。

明政府采取的方式是剿匪，而剿匪需要钱，缺钱就得加重税收，而这些沉重的税收又被加到了那些同样被鼠疫侵害但暂时没造反的农民身上。在这样微寄生和巨寄生双重压力无法承受的情况下，自然会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加入造反的行列。同时流民又带来了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把瘟疫带到了更多的地区，进一步使形式恶化。

读明史可以看到，农民军的战斗力是非常差的，曹文诏的一千关宁铁骑追着农民军四处乱跑。造反头目张献忠更是投降了几十次。虽然在李自成即将被抓住的关键时刻，崇祯皇帝把曹文诏调走是个巨大的失策，但是即使曹文诏把李自成杀掉了，民变的根源依然不会消除，还会有另外的人去接替李自成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

那时的明朝，来自女真的威胁是癣疥之疾，而流民不可抑制才是真正的心腹之病。

崇祯皇帝如果能明白以上的问题，那么自然应该从这两个方面去减轻农民的负担。首先当然是从微寄生的角度，下大力气控制瘟疫，这样民变不起才能减少人口流动，而控制瘟疫的方式又是需要减少人口流动，这两方面互为表里，似乎难解。那么就需要从巨寄生的角度去破解，那就是减低赋税，把统治阶级对于农民的盘剥降到最低。

其实在一个国家之中，贫富差异大并不是问题，但是至少得让老百姓能活下去。其实民众如果不是活的那么艰难的话，完全没有必要也没有动力仇富，而应该羡慕富人并努力使自己成为富人，但是在民不聊生的光景下就不一样了。

瘟疫改变历史！历史的前进当然不是由单一因素决定的，但是瘟疫与历史和文明的进程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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