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研讨青少年肌阵挛癫痫的社会心理长

青少年肌阵挛癫痫(Juvenilemyoclonicepilepsy,JME)是一种明确定义的特发性全面性/遗传性癫痫综合征，通常在青少年期或儿童晚期发病。以双侧肌阵挛抽搐为特点，通常继之以全面性强直-阵挛发作。患者的神经系统功能和智能通常正常。睡眠剥夺、过量饮酒、疲劳以及压力可引起发作。76%～88%的JME患者可通过应用丙戊酸或其它适当的药物得到控制。

Janz和Christian提出JME患者常常不成熟或不负责任。进一步的研究报道称JME可能与特定的人格特点如不负责任、不可靠以及情感不稳定有关，与在额叶病变患者中观察到的情况类似。从Janz和Christian对JME的首次描述开始，这类患者的治疗由于他们特定的人格特征而变得似乎很困难。由于JME患者不规律的生活方式，对于他们来说遵循一个结构化的日常常规并且避免上述发作诱因是很困难的。JME患者表现出对抗癫痫药物(AEDs)依从性的问题以及对他们疾病的严重程度进行谈判的倾向。这可能导致发作控制以及社会心理协调的问题。记住这一点，迄今为止只有2个研究针对性探讨JME患者社会心理长期结局。

我们的研究目的是评估41例JME患者的社会心理长期结局。我们比较了性别和年龄匹配的JME和对照组失神癫痫(Absenseepilepsy,AE)的数据。之所以应用另外一种全面性癫痫综合征作为JME社会心理长期结局数据的对照组，是因为癫痫和发作本身的影响，以及患者仍然普遍存在羞耻感，慢性期AEDs治疗可能的副作用以及JME特定神经生物学特点的可能描述。

方法

患者数据

柏林Charite医院(德国)神经科Janz档案室拥有所有门诊患者记录的处置权，并且在Janz博士学术生涯(年-年之间的首次患者接触)当中及之后向他进行了咨询。在Janz档案室的份记录当中，例患者患有特发性全面性癫痫(Idiopathicgeneralizedepilepsy,IGE)。82例患者诊断为JME，例患者诊断为AE，52例患者诊断为醒时大发作，19例患者为以随机性大发作为特点的无法分类的全面性癫痫。我们根据国际抗癫痫联盟(ILAE)分类标准，纳入了诊断为JME和AE的患者。与ILAE分类略有不同的是，所有具有肌阵挛抽搐的患者被归入JME组，即使之前有AE的病史。进一步纳入标准为癫痫发病后20年的随访期以及联系患者以给他们寄送调查问卷的可能性。在82例JME患者中，41例符合纳入标准(33例患者由于失访不能被纳入，另外8例患者则由于表格中记录不详尽而没有纳入)。41例JME患者与AE患者尽可能准确地进行性别和年龄匹配。根据ILAE分类，18例AE患者归类为儿童AE，23例患者归为青少年AE。

AE患者在随访时间、活动性癫痫持续时间，以及治疗持续时间的数据上没有显著区别(表1)。随访时间定义为癫痫发病到完成调查问卷的时间，而治疗持续时间定义为首次到最后一次服用AEDs的时间。本研究由柏林Charite-Universiteatsmedizin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所有参与者均签署书面知情同意。

（表1）

指标评估

所有患者均给予一份结构化调查问卷，询问关于癫痫发作、治疗和社会心理指标的信息。由目前研究中分析的一个较大的分组构成的JME患者癫痫发作结局数据此前已经发布。当前调查问卷包括关于教育、职业状况、家庭和社会状况以及关于精神合并症和精神药物应用的直接是/否问题。在本研究中，患者并未针对精神疾病进行临床评估。患者须回答李克方案制定的定性问题，就像之前其它研究中应用的那样。

生活质量评估

所有JME患者还进行了癫痫生活质量量表31(QOLIE-31；德国版)测试，该量表具有良好的可靠性和结构效度。QOLIE-31在癫痫特异性生活质量评估中被广泛采用。它由30个项目构成，分为7个分量表：癫痫发作焦虑(5项)、能量/疲劳(4项)、认知功能(6项)、药物效果(3项)、总体生活质量(2项)以及社会功能(5项)。每个分量表通过计算该分量表内回答平均得分而得出评分。初始得分转化为“0～”得分制，更高的得分反映出更好的生活质量。总体和分量表得分通过QOLIE-31评分方案计算。

数据分析

应用SPSS进行数据分析(18.0版；IBM，阿蒙克，纽约，美国)。应用χ2检验对分类独立变量进行检验，应用单变量方差分析(Analysisofvariance,ANOVA)对连续变量进行检验，以比较JME和AE患者社会心理长期结局指标。为检验独立变量QOLIE-31评分指标影响的强度和方向，我们也应用了单变量ANOVA。

结果

41例JME患者纳入本研究，随访时平均年龄为(60.7±13.1)岁(最小30岁，最大85岁)，平均随访期为(46.3±12.9)年(最短20年，最长69年)。而与之匹配的41例AE患者平均年龄为(61.0±12.9)岁(最小32岁，最大87岁)，平均随访期为(50.0±13.3)年(最短25年，最长77年)，两组无显著差异(P=0.)。在访视时，JME患者(83.3%)与AE患者(48.4%)相比明显更常用AED单药治疗(P=0.)。表1中列出了JME和AE患者进一步的临床变量。

社会心理结局

所有社会心理指标通过表2和表3中列出的结构化调查问卷来调查。在随访期结束时，我们发现只有1个对比JME和AE患者社会心理长期结局的变量有显著差异：70.7%的JME患者被大学录取或甚至大学毕业，而AE患者中只有34.1%做到了这一点(P=0.)。

总共有80.5%的JME患者陈述他们从未失业超过1年，而AE患者该比例为73.2%，80.5%的JME患者将他们的财政状况描述为富有或充足，而AE患者该比例为75.6%。JME和AE患者社会状况满意度均为90.2%和78.1%。而社会融入情况描述为良好者在JME和AE患者中的比例分别为90.3%。

在JME患者中，24.4%报告有目前或既往的精神合并症(19.5%抑郁、4.9%焦虑疾病)，而AE患者中该比例为22%(9.8%抑郁、9.8%焦虑疾病、2.4%精神症状)。

末次发作缓解至少5年无论再JME还是AE组中与任何社会心理指标结局均无相关性(数据未列出)。

QOLIE-31和生活质量指标

对于JME患者，QOLIE-31详细结果在表4中列出。目前或既往合并精神症状(n=10)与较低的生活质量总体评分相关，因此可作为低生活质量总体评分的一个指标(QOLIE总分6±3.2vs31例未合并精神症状患者QOLIE总分79.6±2.4；P=0.02)。总体QOLIE-31评分在所有其它评估变量中无显著差异，包括男性/女性、AEDs是/否、就业/失业、有/无大学学位、已婚/未婚、有/无孩子、对社会状况满意/不满意，以及对友谊满意/不满意。

末次发作缓解至少5年与生活质量也无相关性(单变量ANOVA的P值与末次缓解和生活质量指标相关：总分P=0.，总体生活质量P=0.，健康P=0.，能量/疲劳P=0.，认知功能P=0.，药物效果P=0.，社会功能P=0.)。

讨论

当前研究显示41例JME患者队列中在癫痫发病超过40年后的有利社会心理长期结局。JME患者与匹配的AE对照组相比，并未显示出更差的结局。相反，JME患者大学录取或毕业的患者比例高于AE患者。

迄今为止，2个既往研究评估了JME患者社会心理长期结局。当前研究第一个纳入由另一种全面性癫痫综合征组成的对照组。通过比较JME和AE患者，我们能够论证二者具有平等的社会结局。这个发现不支持此前特别是在JME患者中不利社会心理长期结局的理论，该理论将这种结局归因于疾病状况固有的神经生物学改变。

第一个可比较的既往研究显示了所谓的主要不利社会结局的高比率。它们被定义为不能完成高中学业、非计划妊娠、抑郁、失业、独居和不能维持一段关系超过3个月。在接近26年的随访后，作者强调在76%的患者中出现了至少一个不利社会事件。该发现很大程度上被另一项德国的研究所确定，该研究报道了88%的JME患者出现了至少一个不利的社会结局。一项近期的横断面研究显示了JME患者与健康对照组相比的不利社会心理变量，尤其涉及到关于工作和家庭关系的因素。

与既往关于JME社会结局的发现相反，我们发现目前的JME患者总体社会心理结局总体上来说是令人满意的，同样重要的是，与AE患者并无差异。JME和AE患者均显示出稳定的家庭关系、有利的社会关系网和高社会经济状态。JME和AE患者来自于同样的患者群体；所有患者均由Janz博士诊断和治疗。因此，与AE组相比，JME组并没有社会特权。JME与AE患者相比更加经常应用AED单药治疗，这可能提示更加良性的癫痫病程。我们不能完全除外如果更多的患者应用AEDs多药联合治疗，JME患者的社会结局会不那么有利，这可能提示更加难以治疗。除了以上提到的关于JME社会长期结局的研究，似乎普遍观点认为就执行功能损害而言的神经生物学改变对于患者的教育、职业和社会心理预后有重要影响。这可以解释与一般人群或其它癫痫综合征患者相比，JME患者的社会结局相对不那么有利。

关于我们总体的患者人群(JME和AE患者)，可能会有人推测我们的阳性发现是由于所有的JME和AE患者多年来均由我们的作者之一(Janz博士)进行治疗。跟其他癫痫患者相比，与治疗医师长期且稳定的关系可能会产生偏倚。通过比较一个更普遍的癫痫患者人群中的目前QOLIE结果和我们的数据，强调了这种假设(数据未公布)。在这些患者(n=)中，平均随访时间为(24.2±17.9)年，所有QOLIE项目的平均值大约比目前JME患者低20分。这些差异提示反复就诊和稳定的医患关系可能对生活质量和社会长期结局有保护作用。

另外一个对于我们的JME患者中普遍阳性社会结局的解释可能是＞45年的超长随访时间，在我们的队列中平均年龄为60.7岁。而在与之可比的研究中患者平均年龄为52.3岁和36.5岁。将患者年龄以及随访时间的这个差异考虑进去，那么有人可能会推测我们患者更高的年龄导致了更加冷静、稳定和满意的生活方式。

癫痫的严重程度以及无法达到癫痫无发作可能影响JME的社会心理结局。Schneider等发现不间断的癫痫发作与JME患者社会、教育和职业生活主要方面的不规律性高度相关。Moschetta等的横断面研究也支持高发作频率与较差的社会适应之间的相关性。这些发现与Camfield的数据相反，Camfield并没有证实缓解与社会结局的相关性。我们研究的数据支持后者的发现，因为我们没能显示出至少在访视前5年内癫痫无发作与长期社会结局的相关性。

除了总体社会结局，我们还评估了一个生活质量量表并分析了影响JME组长期生活质量的可能的预测因子，JME组普遍显示出生活质量方面的高得分。此外，在我们的分析中，精神合并症被发现为JME患者生活质量的潜在指标。多个研究强调了精神合并症对于JME患者生活质量的负面影响。有些学者假设JME伴精神合并症患者构成了更为严重的一个亚组。最后，Schneider等提出Becks抑郁量表-II的高得分与生活质量水平的降低相关。这可作为JME伴精神合并症患者可能出现JME更加严重的亚型、更高的总体生活质量下降风险的提示，但需要更多的数据来支持该假设。

我们的研究优势如下：①与既往研究相比超长的随访时间；②执行标准化生活质量量表，并设置另一种遗传决定的全面性癫痫综合征作为对照；③负面社会心理结局可能指标的分析。本研究有以下局限性：①样本并非基于人群，可能存在偏倚；②病例数较少，导致统计学强度有限。

总而言之，41例JME患者在癫痫发病后接近45年后的社会心理结局总体上满意，并且与对照组失神癫痫相当。这个发现提示JME中的特定神经生物学改变，如果他们存在，可能并不在社会心理结局的主要方式中起作用。我们证实了精神合并症是这些患者长期生活质量的显著负面预测因子。在JME患者中，未来需要进一步基于人群的、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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